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中国与印度皆为四大文明古国，两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有着璀璨的历史文化。然而两国之间高山耸立，河流密布，由此带来的交通不便极大地影响了中印间的交流。

中国史上记载最早提倡开发中印通道者为西汉时期的张骞。张骞初次出使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局部）的市场上看见了蜀国（今四川盆地）出产的蜀布和邛竹杖，感到十分诧异，追问来源，大夏人告诉他这些物品是商人从身毒（今印度）买来的。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出使西域的张骞辗转13年后回国，向汉武帝报告道了上述情况。他推断，大夏位居中国的西南，身毒在大夏东南，从身毒到长安的距离应该近于大夏到长安的距离。而蜀在长安西南，身毒有蜀的产物，证明身毒离蜀不会太远。张骞回朝将所见所闻上奏汉武帝，并向汉武帝建议，打通今四川经云南西部通往印度及中亚诸国的道路，可以防止匈奴隔断通往西域的路线。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决心打通西南到印度的官道。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候，命其以蜀郡（治所在成都）、踺为郡（治所在宜宾西南）为据点，派遣四路秘密使者，分头探索通往印度的道路。由于沿线少数民族的侵扰以及高山河流的阻隔，这四路人马最终都未能探索出到身毒的路线，这为此后两千年我国西南、西北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3年之后，即公元前119年，探寻“蜀身毒道”未果的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由此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起于长安（今西安），穿越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经帕米尔高原穿越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到达非洲和欧洲。自西汉之后，丝绸之路成为了官方商道，往来商旅络绎不绝，丝绸之路成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文化、宗教交流的纽带。隋唐时期的丝绸之路盛极一时，定居在长安的西域人就有数万之众。唐贞观年间，高僧玄奘从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经新疆、中亚辗转去往印度。元朝，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也是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

在随后的两千年时光中，丝绸之路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西北的政治经济繁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尽管蜀身毒道在开辟时间上早于西北的丝绸之路，但错过了历史发展机遇的这条川滇缅印的大通道，随后仅成为一条地域性质的商道。而其沿线的川黔滇康藏地区也长期游离于我国政治经济的中心版图之外，成为了我国最晚开化的地区。

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我国近代史的帷幕，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霸占我国沿海和长江流域各港口的同时，也将魔爪伸向我国的西南地区。位于我国西南边陲的云南，外接印度、缅甸、越南等英法殖民地，内联四川、贵州、西藏等广袤地区，成为了列强觊觎的对象。1910年法国出资修建的滇越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成为了我国西南诸省最便捷的出海通道，法国通过滇越铁路攫取了大量利益。英国人也不甘示弱，尽管中国、缅甸、印度之间崇山峻岭、河流密布，但他们从未放弃在中缅印之间建设铁路的想法，从19世纪以来，英国对印度、缅甸和我国西部的川康滇藏等地的勘察从未间断。其中沃德（Ward）在该地区勘察研究了20年，于1932年提出了一份影响深远的报告。沃德在报告中主张，中印之间的交通线，应起于印度西北部的吉大港（今属孟加拉国），然后到达印度东北铁路的终点雷多，经坎底后沿迈立开江南下，经密支那、八莫进入云南，从大理到昆明，然后再从昆明到达叙府（今四川宜宾）。值得一提的是，沃德还提出中印交通，可以使用航空工具以辅助陆路交通。他认为可行的航线是从阿萨姆出发，沿胡康河谷进入中国，他还提出航线的最大困难是翻越横亘在中缅印之间的高山。在抗日战争之前，中缅印之间复杂的地理条件和恶劣的自然环境阻碍了英国人筑路中缅印的步伐。但沃德的报告还是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和驼峰航线提供了相当的帮助。